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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改革循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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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部門:
城市:北京
金幣:408
 發表于 2013/4/1 14:45:14 | 只看樓主 | | | | |

    國企改革循證

   本人是一個以個人名義進行管理咨詢工作的管理顧問、管理講師,從事此行業已有20多年。自2008年本人進入了某家大型國有企業,至今已經工作了五年。在這五年中,剛好歷經了該國有企業進行體制改革的全過程。在這五年中,筆者深入的學習了德魯克“管理的實踐”、菲佛和薩頓的“管理循證學”、明茲伯格的“第三代教育管理思想”等,筆者堅持在基層工作,撰寫了近三十萬字的管理札記:《國企改制的根本阻力》、《國企虧損之分析原因篇》、《國企虧損之解決方案篇》

    這次兩會閉幕之際,李克強總理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向全世界發出了一個強有力的聲音——實現中國夢想:國民收入“翻兩番”。聽到這個振奮人心的消息,使筆者長夜難眠,我仔細的回顧了,筆者在該國企所經歷五年多的改制經歷和感悟(三十萬字的管理札記),十分希望將其貢獻出來做為國企改制的參考。前幾日在網上看到了這篇文章國企改革方案有望上半年出臺 釋放重要信號(附股)》,看出了很多問題,特別是記者在文章中收集了很多兩會代表和委員的發言,筆者認為非常值得公開的進行深入的討論,這樣才能更好的深入國家改革。我的理念是:“優質的改革方案是實踐出來的,而絕不是憑空設計出來的。”為了能讓大家容易看懂,我特意將記者們在文章中的應用文字,用黑筆寫出,而本人的評論和觀點用紅筆標出。讓讀者一目了然。我已將這些內容編寫成PPT課件,起名為國企改革循證》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課程培訓體系,希望有興趣的同仁們與我聯系,共同探討改革大計。

國企改革方案有望上半年出臺 釋放重要信號(附股)

導讀:
  國企改革方案有望上半年出臺
  遲福林委員:盡快形成改革路線圖和時間表
  期待杜絕國企職工"被內退"
  廣東深化國企改革 提升國資證券化率
  準公共性競爭性國企各有側重 廣東率先探索分類推進國企改革
  國企改革新征途
  央企再整合:中國華糧總負債184億 整體并入中糧
  國資委表態力挺央企重組 12股面臨重大機遇

  國企改革方案有望上半年出臺
  記者從國資委權威人士處獲悉,國資委正著手制定《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就下一步國企改革方向和路徑進行相關調研;如進展順利,改革方案有望在今年上半年出臺。
  “在這樣一個關鍵時期籌備出臺這樣一個文件,釋放出一個積極信號,國企改革今年有望獲得大的進展。”接受記者采訪的專家表示。
  方案
 籌劃國企改革“路線圖”
  上述國資委權威人士對記者表示,由國資委牽頭,計劃出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目前正在研究制定,并已向國務院匯報。對于這一方案的制定,國資委已成立工作組,由國資委主任王勇、副主任邵寧負責,內容將包括國有企業下一步改革的原則、方向、目標、任務、路線、時間等方面。
  “總結30年國有企業發展的經驗,分析哪些方面存在問題,突破口在哪里,什么時間要干什么事情。”上述權威人士說,前一段時間開了一個座談會,在1月底給各個地方國資委下發了征求意見表,要求對國有企業改革提出意見,包括國有企業哪里需要改,改革的重點和突破口是什么,國有企業目前存在哪些問題等。各地結合本地的改革探索經驗,給出相應的意見。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綱領性改革意見將明確國企改革的戰略方向,同時對國有企業進行分類,在戰略定位的基礎上形成新的國資監管體系“這次的改革方案,首先要按照國有企業發展的實際情況進行梳理,按照其功能和性質進行分類,再按照不同類別的國有企業制定不同的改革方向。”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對記者說。
  據權威人士透露,下一步國企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是對國企進行戰略性定位,一類是公益性國企,另一類是競爭性國企。
  經營成本的剛性上升和激烈的市場競爭,形成了加速國有企業改革的“倒逼”機制。國資委主任王勇在全國資產監督管理工作會議上坦言,國有企業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改革的內在動力不足,外部環境越來越復雜,難度也越來越大。從國有企業自身經營來看,也存在許多不可忽視的問題,部分地方國有企業經濟效益處于深度下滑狀態,虧損企業增多,債務規模過大,利息負擔加重,財務風險加大。數據顯示,去年前11個月全國國資委系統監管企業營業收入34 .2萬億元,同比增長10.3%;實現利潤1.7萬億元,同比下降6.9%。
  王勇表示,今年國資委將研究制定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意見,在總結國有企業改革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
  監管
 形成分類監管體系
  在對國企進行公益性和競爭性分類的基礎上,如何進行監管,形成更加完善的國企國資監管體系,成為兩會代表委員和專家學者關注的焦點。

在監管這一小項里,頭一句重點講的就是分類。看上去顯得非常低級的分析。這就好比是說;我們的政府一直致力于國企改制的監管工作,幾十年來工作毫無起色,現在突然醒悟過來了,發現根本原因是:“我們監管沒有分類”,還成了“專家學者關注的焦點”誰又能相信呢?這不是笑話是什么?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國際港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戌源表示,“由于兩類國企承擔的職責和發揮的功能不同,所以監管部門應以不同方式有針對性地進行管理。”

筆者倒是懷疑這些所謂代表是否真正的了解國企?是否真正的具有國企改制方面的專家和學者水平?難道現在正在改制的國企董事長和高管,就一定是國企改制的行家里手嗎?這個推理能成立嗎?如果成立為什么還會出現“部分地方國有企業經濟效益處于深度下滑狀態,虧損企業增多,債務規模過大,利息負擔加重,財務風險加大”的現象呢?我們冷靜下來,仔細的分析會發現;這些正在改制的國企代表,或者是所謂的專家和學者們,所提出的問題,大多數是“外因”,這些“外因”的焦點所指向是比較集中的——政府。各類政協委員們,很少有人提到被改制國企自身到底有哪些不足?哪些障礙點?如果有哪位對此問題有濃厚的興趣,請查看本人所寫的文章《國企改制的根本阻力》(網上可以查到)


  上海國有資本運營研究院的報告稱,國外公益性國企監管大致有兩種方式。一是國家出資(包括資本金和項目資金),政府經營,企業高管享受國家公務員待遇,其經營狀況納入財政預算;二是國家出資,項目由財政支付或補貼,企業市場化運作。報告認為,“中國大部分公益性國企與國外第二種公益性國企類似。政府管理部門對于這類公益性國企的監管,主要是監管財政資金安全、項目質量和營運效率。”

我們不難看出報告寫的是一種現狀和事實。其實,從深度思考來分析,關鍵是政府和社會意識形態里固有的傳統觀念在作怪。常年以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想烙印一直深深的刻在人們的腦海里,難道民營企業就是“外人”嗎?難道“公益性經營”就不能由民營企業來承擔嗎?


  陳戌源表示,可以按照《公司法》,由監管部門推選代表人選進入公益性國企的董事會和監事會。出任的董事或監事,除了履行法定的決策和監督職責外,可以由章程規定專項檢查公共產品供應量、產品標準和服務質量、制造成本和價格等內容的特別職責。

筆者發現,這位陳戍源先生完全是用他自己的想象在進行討論,他可能還不清楚正在他發言的時候,已經N多個國有企業被所謂的“推選代表”蹂躪和涂炭,或者是被“推選代表”不聞、不問、不管。請問陳戍源先生,這個時候又該怎么辦呢?


  一位民航界人大代表說,對于公益性國企的監管,可以在政府管理部門監管規范的條件下,引入特許經營、政府購買服務和BOT等以協議約束的監管機制,以吸引和鼓勵非公資本共同參與公開公平的競爭,促進國有企業通過和其他市場主體的同臺競技提高營運效率。

這位民行代表,好像根本不了解我國國企改制的歷程和經歷。多年以來的實踐已經證明;靠政府補貼來支撐國企的運營,只能會導致國企越來越懶,依賴性越來越大,最后倒閉的越來越快。而這位代表所設想的是引入特許經營、政府購買服務和BOT等,只能會影響其它系統的公平競爭,所損害的政府形象,以及滋生腐敗等嚴重的后果。              
  一位政協委員對記者表示“公益性國有企業的財務賬目應該向社會公開,促進企業經營效率和水平,充分發揮公益性國有企業為政府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建設公共資源合理共享機制中的保障作用。”他說,政府管理部門采用政府審計、專項檢查、第三方獨立評價等社會和外部監管措施,對公益產品的成本實行認證制度,控制成本攤銷,合理核定費用。

這位政協委員的發言,從表面上來看起來“慷慨激昂”、“義正言辭”、“語言順暢”、“立場鮮明”可以判定為標準的政協發言。但是,要讓筆者用德魯克的管理實踐思想來分析的化,這個發音簡直就是毫無意義。深度分析:

這句話分成上半句和下下半句兩段分析,上半句基本上就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廢話。關鍵是下半句:“ 政府管理部門采用政府審計、專項檢查、第三方獨立評價等社會和外部監管措施,對公益產品的成本實行認證制度,控制成本攤銷,合理核定費用。”我們都很清楚召開十七屆人大的主題就是改革政府機構,消減政府開支,給中國夢“松綁”,注入新的活力。而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下這位代表的發言,盡管是寥寥幾十個字,完成這些任務,需要幾個師、甚至于是幾十個師的人馬,而圈養這些人馬的開銷,就會是上百億上千億資金支出,更何況該政協委員所說的僅僅是“公益性國企”的審計工作,這僅僅占政府需要監管的項目中很小的一部分,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入發展,政府的監管項目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都將會是前所未有量級。按照這位政協委員的說法,這不明擺著就是一句空話和口號罷了。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分析;我們國企審計工作從來就沒有間斷過,從歷史上來看,自1983年9月15日到至今已經有30年了,筆者在這里斗膽的問一句,有多少大案要案是通過審計而破獲的?你們自己也最清楚,在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你們那些所謂的“驕人戰績”——辦理了多少多少省部級、局廳級、縣處級、鄉科級領導干部,當我們仔細的追查這些“戰績”的記錄,就會發現其中大多數是依靠群眾舉報才查獲出的那些貪官污吏。這就說明我們的審計工作30年來,一直都是在干著“事后諸葛亮”的工作,而且一干就是三十年,試問政府,這三十年間我們審計署到底花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錢?(財政稅收支出)可是你們又為人民干了多少實事?政府官員們,難道你們的臉上就沒有一點發燒的感覺嗎?而另外一個事實剛好相反,在十八大召開之際,到十七屆人大結束,這短短的幾個月當中,“表叔”的斬獲、“房姐”的批捕、“炫富哥”的查辦等幾百位腐敗貪官被人民繩之以法。這些業績沒有花政府的一分錢。這時,讓筆者想起來毛爺爺的一句話:“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當然,我們不能說這三十年來審計署的同仁們沒有一點思考,或改良的思想。2004年7月網上就發布了《審計署官員建言審計體制改革:應設立最高審計院的文章,文章表述了20多年以來,審計署工作中的種種艱難和坎坷,其核心思想是“沒有權利”。筆者總結了以下地方國企拒絕配合的原因:

1、一些國有企業輕而易舉就否定了審計結論。

2、對于審計指令拒不執行。

3、審計署向媒體披露審計中的問題,影響企業員工的士氣。

4、很多企業認為審計署沒有權力向媒體公布審計結果。

5、地方政府給審計署的官員“穿小鞋”。

6、審計署員工的安全得不到應有的保障。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也確實看到了一些審計署員工工資的艱難,文章提出了兩點訴求:首先是獨立運營,其次是賦予權力。我以為國家審計署確實是該到了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時候了。筆者并不反對審計署進行深度改革的建議。筆者這段文字是想表達另外一個問題。我想問一下當今在任的國家審計署的官員們一個較為深入的問題:“長期以來困擾我們審計工作最根本的問題是什么?請官員們千萬別只是回答出文章中所表述的那兩點:“獨立運營”和“賦予權力”。如果這個問題官員們回答不上來,有了權力你們就會濫用,有了獨立運營你們也就會走進“孤島”的死胡同。是的,很多人已經思考到筆者的答案了,那就是這么多年以來審計署的同仁們的工作,從來都沒有依靠到他們最應該依靠的群體——人民。所以才導致了今天這種尷尬的局面。反觀近幾個月,網絡反腐風生水起,戰果輝煌。這些網民們哪個是在“獨立運營”?哪個又被“賦予權力”?他們只是記住了總理的一句話:“反腐倡廉,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憑著這種精神和意志,廣大網民們,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內,將幾百位貪官污吏“挑落馬下”

從另外一個角度上來看,沒有什么實際工作經驗或經歷,在他的眼里好像政府下一個命令,所有的事情就都OK啦。請該政協委員認真的看一下,筆者所推薦的來自審計署內部的文章。在新的改革形式下,運用傳統的政府審計方法,一定是行不通的。更何況,該委員的建議還涉及到很多專項檢查等其它的部門和機構,僅協調這些機構就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該文章舉了這樣這樣一個例子:160人僅僅是國企審計一項,在一個省份干了幾個月(我們暫且不論效果如何),這個費用開支是巨大的,而文章的作者已經用“大部分人都處在體力透支的邊緣”來形容他們身體健康狀態,這完全是原始的、作坊式的工作模式。難道這就是我們當今政協委員的提案水平嗎?

文章寫到這里,很多人會問道;這位陳先生,你寫了那么多政協委員們和政府官員們的不切合實際的發言,以及行為,到底你有沒有一份你自己的思路和發言呢?

首先,我要明確的是我有,我肯定有。同時我要說明的是,它應該稱之為《國家深化改革一整套系統解決方案》

其次,這個解決方案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國家管控治理系統。它需要解決社會三個公平、反腐倡廉、維護股東權益、為企業抵御各類風險、實施國家和股東的監督、為了承擔企業社會責任而行使的社會監督、完成企業和政府的各項管理治理等等,它所涉及領域非常只寬廣;系統學、管控學、管理學、協同管理學、數據挖掘、產品質量、節能減排、食品安全、員工人身安全、信息化管理等等方方面面。它所使用的主題工具叫“IT治理”。

再其次,這個體系在美國實施時,受到來自于美國聯邦國家信息安全部門的嚴重質疑。但是,近些年方興未艾的“云計算體系”也同樣受到了嚴重質疑。社會在發展,時代在進步,相信中華民族的IT工作者,一定會比美國人更有智慧來解決這個阻礙我們國家深化改革的“小問題”。

再其次,該系統再周密、再細致,也是我的個人思考,一定還會存在很多缺陷和問題,需要更多有智慧之人的集體完善。因此,不易在此公開。歡迎有興趣的仁人志士與我私下深入地探討這個方案。

筆者要說明一點的是,這個方案的雛形是在本世紀初,由美國中小企業聯盟提出的,一個創新的,科學的,可持續發展的新事物,西方國家在這上面已經進行了大量的實踐應用工作。做為一個管理講師、高級ERP實施顧問,在近幾年的管理咨詢實踐中,對這個新事物有一些獨到的見解和思考。因此,以該雛形為基礎,對其進行了系統的改良,設計出了一套多維管控的解決方案。不論政府是否采納這個方案,我這里都要反應出一個最為嚴重的問題——政府不作為、輕視實踐的工作作風。

記得在09年夏天,某協同軟件公司邀請我參加某行業的審計工作交流會議,軟件公司希望我講一下“IT治理”的普及課。沒成想到了會場后,看完我的主題,主持人說“看不懂”,我利用會議休息期間,反復給其進行講解。最后主持人終于同意我最后一個發言。前面的發言大多數是各級審計官員們發牢騷,或者是自我吹噓,官話套話滿天飛,沒有有一位官員是有水平的發言。輪到我發言的時候,已接近晚飯時間,聽者已經是寥寥無幾。我立刻改變了我的發言結構,首先,我對前面那些不結合實際的發言給予了嚴厲批判(這時很多去食堂的參會者,開始回到會議室聽我發言),我毫不客氣的指出我國審計制度與“IT治理”之間,基本理念的差異:我國審計制度面向的是“事后審計”,其背后代表的是“國家”這個模糊的虛擬概念。而“IT治理”是監控整個運營過程,其背后代表的是股東利益。這就是為什么審計署干了這么多年,毫無起色的根本所在。這時,全場報以熱烈的掌聲,我憤然離去,來到了食堂吃飯。很多人圍了過來,談出了他們的感受:有人認為我講的觀點太新穎,從來沒有聽說過的理念。有些人認為難以理解,需要消化。有人認為,難以實現。有人認為,不關自己的事情,沒有必要了解。有人認為我這是胡說八道,幾十年的審計工作讓你全盤否定了。我側面的了解了一下,這些審計署的官員們,大多數人是由國企當中的老財務工作者中退下來的,他們既不懂管理,也不了解信息化技術,還不熟悉現代管控知識,更不會理解“IT治理”中,深刻的監管意義。這就是一群“代表國家和人民”的政府官員的態度;一方面他們四處罵街,天天抱怨,政府不支持他們的工作,不給他們權力。而另一方面,他們又拒絕學習先進的管理理念,同時,他們寧愿空談誤國,也不愿意向“實踐”邁出半步腳。

我與同行的講師們相互了解了一下情況;很多講師在財政部、發改委、審計署、國資委、統計局等政府部門,宣講“IT治理”的過程中,都有過和我類似的經歷,其反應認知情況,與我所了解的現狀大體相近。因此,筆者思考再三提出了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任何“IT治理”的推廣機構或組織,千萬不要把時間和金錢浪費在政府機關身上,而應把精力和熱血“撒”向股東身上,也就是“人民”身上。有人會說:“這不又變成了模糊的虛擬概念?”其實不然,當今的任何國有企業都會有“股東委員會”和“職工代表委員會”,這就是“人民”看得見摸得著的真正實體,他們完全有正當維護他們自身利益的權利,將這個權利委托給第三方“IT治理”運營機構,就是最佳選擇。至于監管項目和監管標準的問題就很好解決了,因為那僅僅是一個技術和實踐的問題,更何況美國人已經實施《301法案》多年,目前的版本也已經更新了好幾代。最后我想要說的是;我們的政協和人大如果不去學習和實踐,永遠都是在空談誤國。還是李克強總理的那句話:“覺醒起來的中國人民,一定能將,我們國家的改革進行到底。”


  接受采訪的代表委員表示,競爭性國企監管要遵循商業運作規則。
  國務院研究中心企業所的專家表示,國資委對競爭性國企董事會的績效評價,要以資本權益的增值性和資本資產的流動性指標為重點,不宜直接采用經營性的績效指標。按照資本收益原則,由董事會實施資本價值最大化管理。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富申評估咨詢集團董事長樊蕓表示,競爭性國企價值最大化的績效指標,以資本回報率、稅后凈利潤等盈利性指標為主。企業經營管理者應強化股東收益、投資回報和價值最大化的理念,并以此實行“優勝劣汰”機制,增加國企盈利能力,形成公平市場競爭。

通過以上這些委員和代表的發言,筆者想起了在兩會當中,主持人白巖松臨時有感而想起的一個提議:人大開完以后,這些提案到底應該如何處理?怎樣受理才更加科學?怎樣受理才能夠形成可持續性發展局面,從而形成一種良性循環機制,而不僅僅是在每年這兩會期間的十幾天的工作?

我以為,白巖松的這個臨時動議,提的非常之好。看一看以上記者所收集的各類政協委員的發言和討論,分析起來顯得非常粗糙,討論的內容也非常不完全、不充分。人大的提案制度已經不是近幾年了,兩會能否反思一下,我們的人大政協委員的選舉流程和方法上是否存在缺陷和不足?我們又如何來考核委員和代表們的工作質量?怎么總是沒有一些創新性的改進呢?幾十年以來的民主進言體系難道就是這種水平嗎?這個時候一定會有官方人員站出來指責我,說我根本不了解實際情況,每年政協會議開完之后,政協都會將這些提案統一造冊,讓后分發給各類專家學者寫出“解決方案”,再分送到相關部門,反復修改最后形成最終“解決方案”。

每當政府辦事人員,按標準套路回答完這個問題時,好像很得意。其實,要筆者看來,這是一個最不靠譜的回答;委員們所反映的每一個題提案,每一份都凝結著人民的汗水和心血。我們一方面需要加強提高代表和委員們的“提案”能力,以及解決問題的質量,同時也應該對傳統的“提案”解決體系,進行有效的改良。因為老百姓們不愿意再聽到這種“敷衍了事”、“得過且過”、“應付差事”的標準回復。老百姓需要了解真相。他們需要知道在處理這些提案的過程中,政府有哪些反省?在處理這些事件的過程中,政府的態度是什么?阻力來自何方?政府打算出臺哪些政策?政策出臺后會不會出現新的問題?出臺政策是否科學?怎樣通過合理的運營反饋機制的到不斷的完善?這個方案的收益人群,如何與政府產生“良性互動”?等等,這些問題絕非用幾句冠冕堂皇的“套話”所替代。

筆者在這里斗膽向政府提出一個建議:既然我國的改革,已經進入了“深水區”,為了更好發揮兩會的主導作用,并使得兩會代表們,更好的融入到人民改革的熱潮中。建議中央電視臺和某些知名網站聯合開設一個兩會特別頻道,對兩會中所涉及的提案,全方位的進行梳理,報道提案的進展情況,研討“解決方案”的形成過程,真正的實現;一邊實踐,一邊思考,一邊分析,一邊修正“解決方案”之德魯克式的實踐改革之路。讓全體中國人民共同享受習主席給我們創造的這份“改革大餐”,同時也共同承載著變革所帶來的“痛苦”和“煎熬”。只有這樣改革才能真正走向成功。因為國家是人民的國家,而不僅僅是“兩會代表”和“專家學者”的國家。從三峽大壩的設計方案到鐵道部高速鐵路的安全系統設計方案,哪一個不是經過專家學者的“反復討論”,哪一個又不是提前很長時間,就上交給相關各級政府部門多次審批。但是,一旦出現情況,老百姓提出質疑的時候,總是會有一些所謂的專家或學者,出面進行各種各樣的狡辯和推諉。最后,政府總會找一些“公職”人員,給予撤職法辦,來充當“替罪羊”交差了事,號稱是給老百姓一個交代。而那些“專家和學者們”卻毫無損傷,并轉入到下一個提案的設計中去了。難道這些就是我們政府處理人民“提案”的“方式”或“結果”嗎?無數大量的事實證實了筆者的這個觀點——依靠“專家學者”們的紙上談兵,必將誤黨誤國。

    著名媒體評論人陳雪頻在微博上這樣寫道:“中國有兩個管理學。一個是在高校里,那里的教授在建立一個個模型,發表一篇篇論文,但很少有實業界的人看得懂他們的文章。一個是在企業里,那里的管理者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以及對管理經典閱讀,總結出一些能指導實踐的理論。這兩個圈子的人相互鄙視,能夠同時在這兩個圈子得到尊重的人鳳毛麟角”。陳雪頻講出了當今的社會現象和社會事實,這些都是政府“推波助瀾”的結果。因為政府官員們和專家學者們都有一個共同的不良嗜好——不喜歡參加一線的調查研究和實踐工作。政府官員習慣于聽匯報進行工作判斷,而專家學者們則更喜歡從理論書籍、專業文獻、實驗室、邏輯推理等環節中,進行工作判斷。政府官員往往會認為一線員工素質低下、眼光短淺、與其溝通交流無法進行。而專家和學者們,則認為一線員工“知識浮淺”,不學習鉆研“他們的理論”,不愿意接受他們的指導,與其溝通非常痛苦。諸不知,真正的實踐者和智者,正是在這個廣大人民群眾之中,孕育和成長著。所以他們真可謂是“臭味相投”、“一脈相承”。所以,筆者關于設置中央電視臺兩會特別頻道的設想,正是希望由政府出面搭建一個政府官員、專家學者、實踐家、普通老百姓等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大計的互動平臺,將兩會的“提案”工作,常態化可持續性發展的高招妙計。


  取向
  堅持市場化改革
  “壟斷性企業占國有企業只是很少一部分,更多的是競爭性領域的國企,這部分企業的改革對于構建國企競爭力、創造力和影響力非常關鍵。”全國人大代表、國資委副主任邵寧兩會期間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邵寧先生的這句話,完全是“避重就輕”。正是這“很少一部分”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公平。正是這些鐵老大、石油王、電信霸等國有企業,受著政府和國家保護的國有企業,圈養著無數腐敗官員的“七大姑,八大姨”們,形成了他們自己的“利益集團”,他們為非作歹、強取豪奪。說嚴重一點,他們就是新形勢下的“土匪”、“黑社會”,只是表現形式不同罷了,而他們才是國企改制的“關鍵點”和“重頭戲”。


  “隨著改革的深入,所有制的概念將逐步淡化,企業就是企業,國有企業做不好,最后就是破產,沒人救你。”邵寧直言,平等競爭、優勝劣汰正是國資委對國企改革追求的格局。 

邵寧的這翻話說得非常好,剛好回答了前面“民航界代表”的提議。


  “國企改革尚在進行過程中,與市場經濟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邵寧說,比如大型企業母公司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進展較慢,存續企業的消化還比較困難;董事會的運行機制還不完善,國資監管機構、董事會、經理層的關系需要進一步理順;經營管理制度還不能適應市場經濟要求,企業經營者的行政化管理色彩依然存在,尤其是缺乏市場化退出通道;一些企業內部市場化選人用人和激勵約束機制還沒有真正形成。

在這個自然段中,邵寧先生僅僅是說出了當今國企改制的現狀,而并沒有深挖,在這個現象當中,我們國資委又起到了一個什么樣的作用?難道“不管不問”、“聽聽匯報”、“審閱文件”等表面工作,就是處理問題的唯一辦法了嗎?如果邵寧先生周圍,能有十幾個被改制國企的基層員工做為好朋友,你的發言會比現在的發言,要厚重得多得多。如果邵寧先生能像毛澤東同志那樣;放棄官職,到湖南農村鄉下,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和取證(而邵先生只需要在被改制的國企中呆上三個月)。相信邵先生定能成為國企改制的頂級專家和領導者,因為我堅信邵主任的智商和情商,而你們最缺少的僅僅是德魯克所倡導的實踐精神。而這種東西恰恰是現代管理學中,最重要的東西。


  作為國企改革的“重頭戲”,競爭性領域的國企改革方向無疑是人們關注的焦點。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瑞認為,在完全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改革一定要逐步減少對企業投資的政府審批,進一步完善出資人對經營者的激勵、約束機制,改革干部管理體制,建立有別于黨政干部的企業領導人員選任機制。

筆者非常欣賞劉瑞先生的最后一句話:“進一步完善出資人對經營者的激勵、約束機制,改革干部管理體制,建立有別于黨政干部的企業領導人員選任機制。”這句話一語道破了國有企業干部選任機制的障礙和陋習。對此感興趣的朋友,請看一下我寫的《國企虧損之解決方案篇》、《人力資源管理循證》等作品。


  “企業就是企業,這幾年國有企業一直在改革,"國有"兩個字更多只是個概念,現在政府對國有企業任何的輸血渠道都不存在。”邵寧說。
  劉瑞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在競爭性領域,下一步國企改革不是要“一家獨大”,而是要著力構建一個與民營企業共贏發展的機制,把競爭者變成合作者。一方面保證已經形成的公平競爭格局,另一方面要加大股權多元化力度,吸引更多的社會資金參與競爭性領域國企改革。

劉瑞先生的發言說的很對,但是過于泛泛、空洞和不切合實際。根本就沒有講出多元化股權的內涵和核心意義。在這里筆者很想用德魯克的實踐思想,以及德魯克的目標管理思想,來分析和批判代表學院派劉院長空洞的發言。

我們先分析一下劉瑞先生的這句話“下一步國企改革不是要“一家獨大”,而是要著力構建一個與民營企業共贏發展的機制,把競爭者變成合作者這句話其實就是一個目的表達,同時也沒有表達出最終的目的——提升企業績效。也就說“把競爭者變成合作者”、“股權多元化”、“上市”等都是過程,這個過程運營不好,就不可能達成劉院長所描述的美好目標。這就是理論家和國有企業常常會犯的管理錯誤——“過程目標化”

    每當筆者說到以上感受時,就會有些國企的高管會不服氣。筆者所就職的這家國有鋼鐵企業,從改制啟動,到今天已經走過了五個年頭,從母公司到子公司,有與各類企業合作的公司上百起,盤點下來看,大多數是在倒閉,或嚴重虧損線上苦苦掙扎。筆者可以用事實和實踐來告誡那些理論家們;“把競爭者變成合作者”、“股權多元化”、“上市”等行為和舉動,并不能改變國企虧損的命運。這些多年的實踐,可以向劉院長所代表的理論家們證實,理論家的推斷是錯誤的。既然是錯誤的,是不是就不應該進行這項工作了呢?事情并非是這樣簡單的去理解,我們仔細的分析理論家們在這個問題上“不務實”的細節;他們提出“與民營企業共贏發展”和“多元化股權”中,一個強調的是“民營企業”,而另一個強調的是“多”。中國有句古詩: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這句話一語道出了理論家不切合實際的根本錯誤之關鍵點。也就是說,通過近幾年以來一些國有企業的改制實踐來看,合作方是不是“民營”企業?或者是“股權”是不是分散?與改制能否成功,并沒有直接的關系。這時,有人會問,那么這幾年改制后的國企所暴露的問題到底是什么呢?我們國企改制的“仙”和“龍”到底在哪里呢?

在改制企業的運營中,出現大量的對管理理念和價值觀的爭議,這種爭議最后導致股東各方對管理權力的爭奪,這樣一來就會出現管理混亂,最終演變成“合作解體”。這種現象不僅表現在國企改制過程中,也同樣會在其它的“合作體”中有所表現。當然,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很多;有我國股份制改造的時間較短的問題,也有我國管理人員的素質低的問題,也有我國管理人員對先進的管理理念之理解和學習力的問題,還有改革開放的適應問題,還有各種人群的價值取向的問題等等,筆者不在此處一一列舉。只不過是在國企改制過程中,表現的比較強烈罷了。在本人長期研究,并參與國企的改制的實踐,苦苦尋求根本原因很多年。追究其原因,我們還是要從國有企業的“劣根基因”開始談起:

1、和政府官員一樣,喜歡空談,缺少實踐精神。

2、不愿意深入調查研究,喜歡“一刀切”,武斷的管理方法。

3、在處理問題時,喜歡推諉,不愿意承擔責任。

4、習慣于對“指標”負責、對“上級”負責、對“規章制度”負責。而就是不懂得管理的真諦是對企業績效負責。

5、驕傲自滿,自以為是,自我封閉,拒絕外部或他人的聲音,缺少自醒和反省的美德。

6、對新生事物不敏感,缺少創新基因。

7、拉幫結派,結黨營私。

8、喜歡空有其名,花架子工程,拒絕真話和實話。

9、喜歡政府型的塔型管理模式,加大了中間管理層數量,機構重疊、臃腫,相互劃界,難以協同,增加內耗,降低效率。

10、不尊重知識,不尊重人才,學習能力低下。

筆者在這里所列舉的國有企業“劣根基因”僅僅只是“冰山一角”,其形成過程歷史悠久,而且和政府官員“一脈相承”,歷史至今有多少仁人志士想改變這種困境,大多數人都會“壽終正寢”、“無功而返”。因為他們的生長環境和生長“土壤”就決定了他們必將走向“失敗”的命運。這時,有人會提出:“引入民營企業資本不就能改變國企的劣根基因嗎?”通過大量的實踐和實驗可以證明,那僅僅是一個美麗的傳說。因為民營企業又會有民營企業的“劣根基因”,運營起來比國企有過之而不及。他們的做法即簡單又粗爆,常常采用“大換血”的方法解決“劣根基因”問題,幾年前有某家民營企業兼并“通鋼”,最后將矛盾激化成“打死總經理”而宣告失敗。更何況,我們國有企業的改制的目的是為了,讓員工們獲得幸福,絕不是讓一種“劣根基因”取代另外一種“劣根基因”,這完全違背了改革開放的最終目的。而我們在這里討論取向問題的官員們、政協委員們、人大代表們的取向正在偏離我們的改制方向,你們寄希望于“民營企業”、“股權多元化”、“上市”、資產重組、“頂層設計”等設計行為,都改變不了國有企業的“劣根基因”。(有興趣的人請看筆者的文章《國企改制的根本阻力》、《人力資源循證學》)。請委員們放棄那些不切合實踐的討論,跟筆者一道,用實踐和成果,來尋找我們國企改制的“仙”和“龍”。

看到這里,很多人會發現筆者所說的這些“劣根基因”全部是管理問題。其實說到底,國企改制的問題的根本,就是公司治理問題,也就是深入強化的管理問題。我們只有回歸到事物的本身,才會提出有實質意義的問題——有沒有一種股,他能夠改變各種類型企業的“劣根基因”呢?順著這個思路我們往下想,我們就會非常堅定的回答:有,一定有,它就是——“IT治理股”。說的這里很多人會眼前一亮,這是一個嶄新的思想概念和獨創的意識形態理念。它并不是虛幻異想天開,也不是花架子式的空中樓閣,更不是缺少實踐精神的理論家們所設計高深莫測的運營體系。它完全是筆者三十多年管理咨詢、ERP實施的工作結晶。在筆者長期的管理實踐中,每天都要和各種類型的“劣根基因”行為進行斗爭、抗衡、交流、改良、說服、佐證、分析、批判、調整、妥協等工作。從八十年代成為我國最年輕的系統分析員開始,筆者一直都在思考“第三方顧問”的管理問題,直到這一屆兩會的勝利結束,使我對這個目標設計越來越清晰,越來越成熟。我愿意成為創建“IT治理股”的第一人,同時為這個事業奮斗終生。希望看到這個設想的同仁們、IT界的巨頭們、智業從業人員、政府監管部門、IT治理機構、ERP供應商、各類管理投資公司、各種股東群體、國務院發改委、各級職能部委、管理學的專家學者們等等感興趣的人們,能與我進行深度的溝通和交流,將國家治理走向嶄新的未來。

“IT治理股”很多人會錯誤的理解為是某些大型集團公司的智囊中心,這是對該股份理解不深的表現。為了保持其第三方的獨立性,它應該與各家股東之間沒有任何“血緣”關系,同時要規范其行為,使其不要陷入幫派的“辦公室政治斗爭”中去。它的業務范圍可大可小,這完全取決于股東們的需求,以及自身能力的表現。但是,它最基本的功能是代表廣東行使監管職能。它是通過一個標準的“法案接口”(美國稱其為薩班斯法案)將實時數據,傳輸到各類專業的托管公司,進行監管(國外已經非常普遍)。它將公平、公正的平衡各類股東的利益,制約大股東的權利,消除各方的誤解,它的改良“劣根基因”管理工作是依靠信息化流程來完成的,它代表股東對經營管理問題提出質疑,要求經營者給出合理滿意的回答和解釋,對管理者人事調動提出建議,它的存在將消除管理上的“人質”行為。它可以幫助培養企業自己的CIO(首席信息官)、CKO(知識管理總監)、CLO(培訓總監)、風險管控師、數據挖掘師、軟科學應用工程師等工作。這個股份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培養、發展、搭建企業的“知識型員工”團隊,這項工作在傳統的企業管理模式中,是根本辦不到的。這種股份將徹底改變,當前集團公司“年薪制”(非常粗糙的考評體系)的格局,使得法人、職業經理人、高管等受到第三方監管的約束。

當然,以上關于“IT治理股”的設計描述,僅僅是一小部分,由于篇幅的原因,無法在這里全面展開。它的完善還需要更多改制的國企不斷深入的實踐,本人也非常愿意投入到這個變革中去,貢獻一份微薄之力。

  全國政協委員、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兩會期間表示,下一步國企改革,特別是要推進股權多樣化,包括推進國有企業整體上市的步伐。

黃淑和的這句話,毫無疑問的將“股權多元化”引到了一個“死胡同”中去,他把“股權多元化”和上市做為終極目標。我們任何一個管理者都非常清楚這樣一個事實;股權變化和思想意識形態的變化是兩個概念,我們的官員也好,專家也罷總是喜歡想像和推理,他們會簡單的推理為,股權改變了,思想意識形態也就會改變了。于是乎,有些人就會在這個錯誤誤導下,開始了他們噩夢般的國企改制行動。我這里只列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某國有鋼鐵企業,在建設初期中央國企股占51%,地方國企股占49%,運營以后每個月都出現虧損(四到五個億),兩個股東天天“吵架”,打的“不亦樂乎”,在打打鬧鬧中,該聯合體虧損一百多億,最后該地方國企只好宣布退出,這樣一來,就必須有新的資本注入,為了這個新的資本注入,國家和政府絞盡了腦汁,想盡了一切辦法,最后強按頭引入了另外一家地方國有企業注資。但是好景不長,運營了不到半年,該地方國企同樣撐不住了連續的虧損,同樣宣布退出。現在該國企一直在虧損,所有的想法都用盡了,誰也改變不了巨額虧損的事實。這時,黃主任該說了;“趕緊組織上市啊”。其實,該聯合體的母公司,早在在十幾年前就上市了,就是這樣一只股票,也是大部分時間進入了“跌停板塊”,現在已經進入了垃圾范疇之內。最近該國企正組織人員東拼西湊,想把各地有盈利的企業拼湊在一起打包上市。以此來獲得資本。依照本人的分析這些人腦子都進水了,他們都和黃主任一樣,把股民當成傻瓜來看待,即使是拼湊上市,不就是垃圾股里又多了一只國有企業的資本嗎?和以前能有什么區別嗎?這樣能改變國企虧損的命運嗎?


  對此,劉瑞認為,通過加快整體上市,不僅可以增加國有企業運營的透明度,也可以加快企業現代化管理機制的變革。但是,也要劃定一個“安全線”,對于一些特殊行業的國有公司,還要保證國有的相對控股權。(.經.濟.參.考.報)

劉瑞先生可能還不清楚,所有的股民對國企的管理,并不感興趣。而國有企業的控股權,又掌握在少數職業經理人和高管手中,這就最大的隱患,上市后很容易造成內外勾結,強取豪奪國有資產。這時的企業已經是“王小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企業績效只能是每況愈下,這絲毫不會影響到持股者的炒賣獲利行為。所以說整體上市,并非是國企改制的靈丹妙藥,說不好聽的,沒準是將國有企業推向了萬丈深淵。

 

                  本人陳沖.QQ號:1690975415.mail:suntone.com@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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